义和团运动，是发生于1900年清朝末期。清朝甲午战争战败后，在西方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并以发展基督宗教中国教民巩固，华北农村频繁发生教案，又逢天灾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的情况下，黄河北岸农民与中国天主教教徒之间时常发生冲突。1900年春季冲突激 化，发展为武装排外，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并号称“义和团”的当地居民动用私刑处死了大量基督宗教中国信徒与外来的西方人士，并纵火烧毁了教堂和教徒房屋。整个运动并无严密的组织或统一的领导，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行为不可避免存在矛盾与混乱，清 廷对其态度也多次反复，至同年6月，清朝中央政府暂时决定利用并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最终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八国组建远征军进攻天津、北京，引发八国联军之役。
名称与起源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国变、庚子事变、庚子之乱、庚子拳乱、义和团之乱、义和团事件等，西方则多称之为拳乱（英语：Boxer Rebellion，德语：Boxeraufstand）。义和团原称义和拳，1899年毓贤改称义和团，义和团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西方亦多以对应 的“Boxer”称之）、“拳匪”，义和团参与者称中国基督徒为“教民”、“直眼”、“奉教的”、“二毛子”。
关于义和团的源头，高志运有不同观点。清末吴桥知县劳乃宣强烈地主张义和团源于白莲教，因此应当断然镇压。为此他刊布了小册子《义和团教门源流考》，而且亲自出马镇压义和团。当代义和团史著名学者路遥、李世瑜、佐藤公彦等也都认为义和拳与长期流行 在山东一带的举着反清复明大旗的白莲教有关。但另有学者如周锡瑞、戴玄之等人认为义和团与白莲教没有多少关系，白莲教信奉无生老母，而义和团则不一定提及此神。义和团也不反清；义和团的揭帖中说“非是邪、非白莲”；义和团组织涣散，白莲教有清楚的师徒 关系而形成严密的组织。周锡瑞认为应当从鲁西北的社会文化中寻找义和团的源头。且义和团作乱暴动期间对白莲教教徒也一样下手杀戮。
后因慈禧太后因意图废黜光绪帝，推行己亥立储，遭到列强反对而未成功，对洋人极为愤恨，欲利用义和团作为排除外国势力的工具，便召团民入京，称之为“义民”。
宗旨与口号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不伦，女行奸，鬼子皆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神也怒，仙也烦，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独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 敬香烟，请来各洞众真仙。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兵法艺，都学全，平定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萧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背景与义和团的兴起
1856年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华后，清朝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割地或建立租界已不限于渔村荒地，同时开放通航通商，允许外国人深入内地传教。而列强为巩固殖民地，鼓励传教士拓展教务，发展和袒护教民，以此排斥其他当地居民，引发民众对外国人的反感。这使得 义和团产生动机，他们要“扶清灭洋”，但因缺乏军事实力，制造舆论说天灾人祸都是洋人得罪神佛、数典忘祖而来，而且洋人有品德上的缺陷，通奸、乱伦，非常邪恶。所以要请来神仙附身，教导神打，杀死洋鬼子、毁去西方影响，打倒西方列强，最后助“大清一统 靖江山”，即便如此义和团出现并未受到民间和官员的广泛认可。而对慈禧而言，发动戊戌政变后，大多参与戊戌变法的官员被杀，只有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经由列强的协助逃往国外，助长了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大臣对外国人的仇视，在后来决定利用义和团运动。
大刀会
清代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光绪20年（1894年）前后，与六壬神功活跃的时期吻合。大刀会兴起于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因此，它又被称为“曹、单大刀会”。
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地区，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主要习练排刀、排枪、排砖石等“金钟罩”硬气功。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起初大刀会是除灭当地土匪，维护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条件的默许。但后来在民教冲突中，大刀会开始反对基督宗教，与教会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冲突，劫掠了教民财产，烧毁多家教民的房子。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抗议下，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 压。在1896年7月斩杀了大刀会的会首刘士瑞和曹得礼。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端和曹得礼伏诛之后即沈寂。
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
就在大刀会的事件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山东西南突然又发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钜野县（今菏泽市巨野县）张家庄天主教堂的两名德国圣言会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在深夜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杀死，这也是历史上所称的“巨野教案”或“曹 州教案”。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庇护，因此，在11月6日，德国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占领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今青岛）。李秉衡因而被革职，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到1899年3月卸任，由毓贤取代。
1899年3月15日光绪帝下旨，命令地方官员好好接待天主教传教士：“分别教中品秩，如总教主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礼相答”。
1897年11月14日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12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在欢送弟弟海因里希亲王率舰队来华的《基尔演说》中有对中国要“用铁拳打进去”的话。1900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社论说：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结果， 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我们倒要来看看这两个铁拳，究竟哪一个要厉害些咧？
赵三多和梅花拳
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1898年10月26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蒋家庄马场发动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率众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赵三多为避免牵连同门将梅花拳改名义和拳，但此时的他们并 没有像后来的义和团那样纳入了“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神拳”的做法，他们和席卷1900年的义和拳是两回事，两者虽然在名称、抗争口号上有类似之处，但不能将1900年的义和拳等同于赵三多的义和拳。
“义和”的提法并不是赵三多首创，在此之前，以“义和”命名的组织也曾零星地出现过，譬如1774年王伦叛乱中曾提及一个组织叫义和拳，1813年癸酉之变八卦教也有一个组织叫“义和门拳棒”。1860年代威县为了对付捻军，组建三支团练，其中就有一支名叫“ 义和团”。据目前所知，“义和拳”一名首见于1779年1月12日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中；该奏折说：“奉旨：山东冠县及直隶元城县有民人杨姓等起立义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处，其所称童姓，既有义和拳名色，为行路推车人之所知，断难掩众人之耳目”。
英驻清公使窦纳乐在1900年1月向英国首相索斯伯利侯爵谈到这个名称的意义；他说：“Boxers（拳手）这个名称，最初不是传教士就是新闻报纸提出来的，但它没有表达出中文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义”），该结社成员应团 结起来（“和”），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拳”）”。
山东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
在义和拳兴起之初，山东当局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拳民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拳民的力量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为义和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当局希望将这一民间自发的力量官方化，采取将拳民编入乡团的政策。拳会是民间私立的 非法结社，与清政府官办的乡团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势同水火。于是山东巡抚张汝梅于1898年6月30日上奏清廷，建议清廷充分考虑“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对于匪徒，他采取杀 一儆百的手段来防止群体失控，所以他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政策。他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明确地表示：“（拳民）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等情事，亦即派队查拿”。1899年8月下旬，山东兖沂曹济道彭虞孙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 ：“（拳会）阳谓自卫身家，实则寻教构衅。……时奉文举办团练，当轴（即巡抚）韪其义举，不加深察，一视同仁，意谓寓兵于农，正可备御侮之选。故有练习技勇保卫身家例所不禁之示。小人得逞其志，何所惮而不为”。此外毓贤还采取了“惩首解从”的政策，就 是当拳民滋事之时查拿首要，而将随从人员解散。由于官府采取了这些特殊政策。
从神拳到义和拳
在山东西南地区的大刀会和直隶山东交界的赵三多义和拳被镇压下去后，山东西北地区的茌平、平原、高唐、恩县、禹城、长清等县突然兴起了一种新的拳场，当地人称之为“神拳”。最开始的时候它也被人称为“金钟罩神拳”，其中的一个显着特征便是借用了鲁 西南地区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和“刀枪不入”的观念。神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降神附体”，仪式简易，人人可参与。大刀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入会需要交香火费。但神拳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谁都可以参加。另外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属于一种硬气功，需要较 长时间的练习。但神拳不一样，他们不是通过练习达到，而是在各种拳术的基础上，通过“降神”来完成。
练习神拳的人中逐渐出现了两个著名的人，那就是朱红灯和心诚和尚。1899年朱红灯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名声，附近贫苦民众纷纷拜朱红灯为师学习神拳。后来，神拳也改名为义和拳。但从大刀会到赵三多的义和拳，再到朱红灯的义和拳，之间并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 系。朱红灯所领导的义和拳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和拳，具备了1900年义和拳的所有特征。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和“刀枪不入”的观念，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借用了名称、扶清灭洋的口号等，然后加上了降神附体的巫术。
己亥建储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中南海瀛台。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慈禧太后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收继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 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经元善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 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更为仇恨。
历史学家唐德刚支持宫廷权力斗争是义和团运动激化的其中一个原因的观点。唐德刚将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名同族兄弟比作四人帮，将刚毅比作林彪，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载字辈四名同族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 如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和打击洋人势力。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
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指出：“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 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山东和直隶的天灾
义和团并未从山东扩展到河南、安徽等地，而蔓延到直隶，是与当地的频繁天灾有直接关系。1898年黄河洪水水灾；但1898年洪灾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河北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迷信的百姓遂迁怒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 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就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26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 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当时某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 得绝望了”。据杜金印回忆：“庚子年前总是涨大水，穷人的日子真是没法过。”据张恩回忆：“庚子前一年没收成，蝗灾水灾各种灾都有。”据张恩喜回忆：“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时候，三年两头涝，老百姓吃野菜稗子。”但1900年天津是大旱。
聊城德州
1899年秋天，在鲁西北，朱红灯带领的反教运动开始登上舞台。9月17日，在鲁西北的平原县发生民教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10月9日，朱红灯率高唐、茌平、长清等地义和拳众二三百人开赴平原县。朱红灯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 旗帜。11日，知县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往弹压。朱红灯指挥拳民击败蒋楷。蒋楷向上级要求派兵。16日，济南知府卢昌饴、统领袁世敦带兵前来，一开始劝谕朱红灯解散。朱红灯抢劫之后转移，于17日晚，率两千多团民移驻森罗殿，准备攻打恩县城西的刘王庄和庞庄 的教堂。18日，朱红灯率团民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在此次战斗中，拳民第一次自称“义和团”，而且此后这个称谓的频率越来越高。森罗殿之战后，朱红灯趁机转移，退回茌平。
毓贤认为蒋楷处事不妥，弹压实属孟浪，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受到了撤去统领之职的处分。镇压义和团的人受到了惩处，使得许多人认为毓贤在支持义和团，自以为受到了毓贤的嘉许。11月初，茌平义和团竖起了“毓”字黄旗及山东巡抚部院“保清灭洋 ”大旗进行活动。
11月，朱红灯、心诚、于清水率人开始对禹城、茌平、长清、博平各县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频繁发起袭击。4日，他们袭击禹城县苗家林的四户教民。8日在刘家集袭击教民，又袭击长清县李家庄李公堂家，夺取银钱，拐走其父，要求赎金二十千文。9日，掠夺王香老 庄的教民；袭击长清县的郑家营和朱庄的教民；当夜，入茌平张官屯，掠夺教民之家并放火焚烧，又将教民王观杰杀害；向马沙窝的教民父子三人勒索赎金。9日、10日、11日，连续抢劫梁庄、姚家庄、吴官屯、小张庄、八里庄、焦庄的教民。11日，来到博平县，抢夺和 绑架教民，要求赎金。14日，烧毁博平县玉皇庙庄教堂与十九户教民房屋。15日，烧打茌平县大张庄教堂，其后强制教民背教，要他们请戏班唱戏作为赔偿。17日，朱红灯、心诚袭击了吴庄、杨庄，得银七百两，接着又袭击了博平县的教民。在17日，拳民因分这七百两 银子起了内讧。21日，朱红灯被拘捕；同日，赵官镇李继浩率十余人袭击了长清县辛店屯的教民王鸿庆等六户人家，胁迫他们用银子赎“跟从洋教罪”，请戏班子演戏三天，去县城申请退出教会；然后又去南水坡庄，要挟三户教民拿出罚钱和酒席钱，更让教民写下“背 教文约”。23日，心诚和尚被抓捕。24日，李连江、李开木等人袭击了马官屯的教民。25日，于清水到禹城县抓了教民作为人质，26日袭击了禹城的房家庄。此时禹城当局接到毓贤命令后贴出告示：“汝（义和拳）原为良民，因受教民欺侮始聚集以图报复。然，仇怨宜 解，且抚宪已既往不咎，受此莫大之恩，故应速速解散。谨勿再啸聚。此乃至要。”
朱红灯在鲁西北开展一系列反教运动之后，山东的教会产生了危机感，陆续与驻北京公使联系，诉说自己极其危险的境况。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不断增加，并将矛头直指山东巡抚毓贤。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说毓贤将弹压 匪徒的官兵以“擅杀之罪”论处，指责毓贤对保护教会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闻。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袁世凯接替。12月6日，上谕下达，吩咐毓贤“来京陛见”。7日，毓贤答复：“俟袁中丞接印，遵即北上。”
12月4日，李继浩、官东岭、王成章在仁里集附近的辛店屯向教民勒索钱财。6日，李继浩胁迫教民办迎神赛会，逼迫教民背教。8日，李继浩、官西岭、汪昌沅、朱启明在辛庄勒索。20日，官东岭、朱启明等人袭击燕家窑孔家。21日，袭击柴家洼教民，索取赎金。24 日，袭击三官庙平民魏家，南乡的封家庄、李家庄教民 。 24日，毓贤在离任前处死朱红灯、心诚。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
26日白天，有一支拳民队伍到平阴县毛家铺抢劫教堂和数户教民；当晚，有约两百拳民袭击了平阴县的白云浴天主教堂。28日，拳民袭击翟家庄教民。30日，拳民袭击薛庄教民；同日，甲士卫等人火烧了袁儿庄的教堂，烧死一名妇女；这日，赶往平阴的英国传教士 卜克斯在路上遇到三十名拳民，被抓。晚上，卜克斯趁机逃跑，后被追上打死，头也被斩掉。1月2日和3日，拳民袭击南方寺头庄。
衡水沧州
直隶东南毗邻鲁西北，所以在这一带的故城县、景州、吴桥县、阜城县、东光县、献县、河间、深州、枣强县，反教活动在1899年末也渐渐兴起。10月30日，景州宋门镇大集之日，拳民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拳术。大师兄称可避枪炮，降神之后，令徒弟持枪射击，岂料 枪子一发，即中胸，流血倒地而亡。之后拳民诬赖教民，说教民用物厌胜，故神术不灵，非将教民杀害补偿不可。11月1日，上千名拳民来到宋门镇，试图以教民的血来偿还。知州王兆骐派军官前去说服，在一千人以上的拳民面前，一连劝说了好几天。11月13日，拳民退 出宋门镇，但附带提出如下条件：第一、官府出钱举办筵席，第二、出三百贯铜钱请戏班唱酬神戏，第三、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前磕头。知州王兆骐因手下兵力不足，最后只好妥协。
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县林镇村竖起“神助灭洋义和团”旗帜。24日，拳民抢劫阜城县林镇村教堂和教民。27日，拳民袭击了景州两个有教民的村子。28日，袭击阜城县徐家铺教堂。30日，袭击东光县常庄教堂12月初，直隶总督裕禄派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军自 天津向河间府进发，保护教堂。4日，拳民袭击阜城县耿家庄教堂。9日，绑架景州河渠镇两名教民。10日，拳民抢劫景州苏古庄教民，又破坏阜城县八里庄教堂，并袭击了武邑县小李村、石海坡教民，以及阜城县小营村教民和深州西河头村教民。10日左右，梅东益麾下 三营开始分驻各州县，阜城县、故城县、吴桥县、东光县、景州各知州知县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 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 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清军基本上采用了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办法，只有在拳民抵抗官兵、拒绝解散时，他们才加以镇压。官员比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12月14日，景州知州王兆骐及营官吴有珍和范天贵致电请示裕禄：“督宪钧鉴：真电谨悉。总堂已带 队保护，如不服弹压，官军众寡悬殊，危急之际，应否击打？请示。兆骐、有珍、天贵。”裕禄回复：“拳民如不服弹压，胆敢抗官拒捕，该营官等自应督队奋力捕击。”。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烧教堂，抢劫教民。同日，安平县拳民摆出攻打教堂的架势 。15日，袭击了德州恩县明恩溥所在的庞庄教堂，又袭击了枣强县三岔口教堂。16日，东大过村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17日，拳民扬言要在当日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袭击朱家河天主教堂（此处在1900年夏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惨案），与范天贵带 领的官军发生冲突。武修被拘捕。19日，王庆一策划的梆子戏“火烧望海楼”在故城县上演。20日，东大过村再次被拳民包围。同日，拳民抢夺了萧张镇教民数十家，带走数十人；袭击了河渠镇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县拳民绑架教民索取赎金。24日，二三 千拳民聚集在武强县小范镇。31日，山东德州拳民聚集于吴桥县的孙公庙，烧了庞家桥教堂和六家教民房屋。1月9日，拳民火烧清河县大寨庄教堂。15日，宁晋县南孟村数百拳民掠夺并打伤教民。但因官军已驻扎在各州县，也因为农历新年就要来到，拳民忙着过年，故 此后骚乱减少很多。
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
袁世凯来到山东之后，采取了与毓贤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着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宣传义和团即白莲教；采用行政手 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对各处拳厂，认真查封；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和聚集，用小部巡查 、晓谕、弹压。如此，袁世凯使得山东的义和拳活动渐渐沈寂。山东的义和团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
直隶总督裕禄初时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在1899年12月答复袁世凯时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他对滋事的拳民极力镇压，但对拳会的态度则较为模糊，直到5月清军统领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1900年1月11日，清廷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承认 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清廷的这一举动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把集会结社看做是谋反的潜在因素。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清廷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以取缔 在百日维新期间十分兴盛的各种学会。现在，清廷的这一政策是在告诉义和团，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
但袁世凯事实上并未理会朝廷，仍然积极取缔各地拳会。裕禄没有主见，一心想遵循谕旨，因此义和拳会在直隶继续蔓延，义和团的活动有增无减，加入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日益攀升。
1月11日的上谕让各国公使感到担忧和不安，于是在1月27日，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清廷取缔拳会。但公使们选择的日期非常不妥，三日前的己亥建储，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废掉光绪帝，让太后大为不悦；如今（当日为 农历腊月二十七），他们又来要求禁止拳会，慈禧的愤怒可想而知，这为1900年的冲突买下了伏笔。
2月19日，清廷采用内部廷寄的方式指示直隶、山东督抚，责成他们张贴布告，取缔义和拳：“着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廷寄的方法，既没有公开否定1月11日的上谕，又能给外国公使们一个说法。但各 国公使们并不接受清廷的做法。
3月2日，英、美、德、法、意第二次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京报》上发布禁止拳会的上谕。清廷予以拒绝，并解释说已寄发廷寄，没有必要在《京报》发布上谕。
3月中旬，一位从霸州赶往北京的美国传教士见证说：“行程有数百华里，不过见有两处张贴北洋大臣之（禁止拳会）谕示……地方官虽已接奉此告示数日，犹不愿张贴”。到此时，直隶的地方官员仍然没有危机感，连谕示都不张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所以义和团 一直向四面扩展。
3月14日，毓贤调任山西巡抚。山西本没有义和团，但是在毓贤的鼓励下，义和团也在山西兴起。这年夏天，毓贤纵容义和团滥杀教民，其卫队数十人都是义和团团民（参太原教案）。
4月初，各国公使又一次联合照会，而且有海军示威。4月16日，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上奏。但4月17日，京报上又颁发上谕，重申不禁拳的精神。4月21日，清政府又颁布上谕，重申“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与1月11日的上谕精神一致。清廷政 策的反复性和随意性，让各国公使失去了对它的信任，觉得再在此事上纠缠也没有多大意义，遂放弃在此事上的要求。义和拳会继续蔓延。
5月初，慈禧就能否将拳会编为团练征求袁世凯和裕禄的意见，裕禄在5月17日（当时涞水事件已经发生）上奏否定了团练的建议，但接着说：“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 ”。
5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着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这是在1900年颁发的有关义和团的诏谕中第一次使用“剿”这个词，之前均是但论匪不匪，不论会不会，拿办首要 ，解散胁从。但外国公使并不信任清廷，而且丰台车站的被焚让他们特别紧张，所以5月30日，公使团通知清廷，要调遣使馆卫队进京保护。
6月3日，因御史许佑身弹劾涞水县令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清廷颁布上谕，命令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并严行申诫带兵员弁“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从事”，并警告荣禄对义和团“不得孟浪从 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
6月6日，裕禄电告总理衙门，称团民自焚毁铁路电杆之后愈加猖獗，明目张胆，不服劝谕，也在天津焚杀教民；虽芦保、津芦铁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毁，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 此时我军自行剿办，尚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预，则事更难措手”，目睹现在情况，拳民断非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须剿抚并用，尚可克期而定”。
从6月1日直到宣战前，清廷因为与列强还没有撕破脸，还维护表面的友善，为了堵住洋人的嘴，仍然颁布上谕喊着“查拿”、“严禁”、“解散”；6月13日的上谕仍然说：“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令京营及近畿各军 ，分投妥为弹压”，但实际都徒具形式而不起实际作用，喊叫愈甚，义和团之涌入、滋扰也愈甚。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说：“谨案五月（阳历6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从，撤坛 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无用之物），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当各县令去向顺天府尹王培佑“请示机宜”，询问应如何执行“拿办”义和团的上谕时，王培佑答复说：“近日拿匪明文 ，非政府之意，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意谓敷衍一下就可以，根本不必认真执行，“否则定遭参办”，各县令始恍然而退。
保定
2月，除了南边的山东聊城冠县插花地有反教事件外，其他地方基本平静，因为大多数农民正忙于过农历新年。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东部各县。
4月初，山东直隶交界处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民便纷纷回籍播种春作物，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于是这些地方稳定了下来。4月5日，直隶官员张莲芬致电裕禄：“景（州）、阜 （城）、深（州）各巨案，均有成议，地方安静。顷得透雨，旱禾可种，民心更定。”但直隶的其他地方旱灾仍然非常严重，北部等地区的旱情一直没有得到缓解。5月8日，美国公使康格说道：“该省目前的旱情为这样一场运动提供了方便。到昨天为止，近一年滴雨未 落，农民不能耕耘，庄稼无法播种，土地十分干燥，无法耕作，人们穷困潦倒。因此，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绝望的游民，他们……准备加入任何组织。5月21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这么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农村长久的旱 情，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
4月13日，总理衙门致电裕禄函，称京广铁路将修至正定，现接铁路总办比利时人沙多来信，保定至正定一带，有义和团匿名揭帖，称于4月19日要拆毁铁路，攻击洋人，要裕禄预先防范。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出这样的揭帖：“……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 ，最后杀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
4月20日保定爆发了清苑教案。大张庄村民张洛弟请附近姜庄一个信天主教的补锅匠为他修火石，修好后张洛弟拒绝付钱。这个教民前去索要，两人发生争吵和互相侮辱。第二天，这个教民伙同其他人前来索要，并提出四条要求：“一、罚席五桌；二、修教堂；三、 要京钱百吊；四、要张洛弟全家奉教”。继而引起20日的姜庄“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4月21日的进攻中，拳民烧毁了教堂和10个教民的房子，但装备精良的天主教教民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20个拳民被打死，一说有70人。
由于直隶一直对拳会不加查禁，拳会蓬勃发展，进入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例如，义和拳5月份传到安平县，在梅花左村开设拳场，村里绅士试图制止，但拳民肆无忌惮。知县何子宽担心前不 久发生在河间与清苑的骚乱在安平上演，所以在5月19日赶到这里，逮捕了义和拳民陈锅元等人。这一逮捕的消息很快传遍城乡，附近前来支援的义和团民蜂拥而至，竟至上千人，何子宽向上司求援，但前来的官兵很少。何子宽看到县衙门前的民众已逾千数，为不使事态 闹大，只好放人。
5月12日保定爆发了涞水教案。涞水县有个高洛村，村长名叫阎老福。1899年的元宵节，村里搭起戏棚准备唱戏，当时有教民认为神像放在他家门前的台阶是大不敬，于是前去吵闹并踢翻戏棚，而阎老福则带人捣毁了教堂作为报复，双方随后对簿公堂。由于天主教的 主教介入诉讼，阎老福在这次诉讼中败诉，不仅赔了银子，而且还被迫叩头陪礼。1900年春，阎老福邀请附近的义和拳民来高洛村开设拳场。5月12日拳民们展开攻击，晚上，大约有30户的教民全家被杀，一说有68个教民丧命，尸体被埋进庙里或者丢进井里。此事件是一 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冲突，因为它激发了其他事变。
保定派员带领20人于两天后来到这里，义和团的原班人马仍然集结在一起，士兵们不敢进入村内。第二天，他们终于进入村里，发现村南火光熊熊，无人知道教民逃往何处。以后的几天里，总兵杨福同负责弹压义和团。5月15日，他关闭了设在村庙里的拳场，但是拳 民们又集结起来，并在第二日打了他的埋伏。两天后拳民和官兵再次交锋，约二十名拳民被俘。到此时，事件惊动了整个地区的义和团，他们成千上万集结起来，试图解救同伴，并报复官兵。5月22日，杨福同听说有三千拳民在涞水北部石亭镇聚集，因兵勇不够，遂只带 领七十人前往，遭遇义和团，杨福同及两名属下被杀。拳民勇气大增，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迅速扩大。
5月23日，裕禄得知涞水戕官后，致电总理衙门，称“查该拳匪等聚众设厂，借仇教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
5月25日，军机处传达给裕禄的电旨：“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是养奸，操切亦恐滋变。”
5月25日，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保定高碑店，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杨慕时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虽在涞水北部的石亭镇、陈家庄有数千名义和团夸示队伍演习， 但杨慕时只能将杀害杨福同的两人拿办，其他人无可奈何。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乘火车从保定高碑店到保定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因这一件小事就愤怒地将高碑店铁路拆毁，拔掉电线杆。
5月27日，可能是为了同杨慕时的军队对抗，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保定涿州，知州龚荫培选择绝食进行抗议。但杨慕时并未前来镇压，“因旨内只云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未言剿；又秉荣相之意，承制台之令，专意不打”。当时有人记载：“杨 副将福同被戕于涞水，焚涿良铁道，所在抗官聚众，蔓延畿南北，官军虽往弹压，然未奉明谕，无敢实力剿办者”。由此拳民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几十公里沿线到处起火。在铁路沿线工作的 比利时的工程师为了避难前往天津，有几个途中遇难，也有几个受伤，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
北京
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传教士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 V. Nerman）二人。
6月4日，义和团在京津线上的黄村火车站放火，聂士成派兵弹压，团民抗拒，官兵寡不敌众，死伤多人。后团民焚烧车站一所，旱桥一座。
6月5日，奏请发给义和团口粮的王培佑由鸿胪寺卿升为顺天府尹。
6月6日，义和团焚毁落垡车站，聂士成前往弹压，双方激战。
6月7日，在清廷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 绝。
6月11日，大臣文瑮上奏：“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均有缉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责，岂容此类混聚辇毂，纷纷扰扰、摇惑人心……责成步兵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纵 。……臣等闻近日有形迹可疑之人……由各门混入，复由各门散出，出入自由，肆行无忌”。朱祖谋也同日上奏：“相应请旨，添设劲旅，申严门禁。”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受到载漪的嘉许。
6月12日，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
6月13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命令德国驻华使馆卫队开始“猎取拳民行动”。同日，义和团在内城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 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13日，天津武清义和团焚毁了马家场、范家庄、洪家坟、牛房、龙庄、韩庄各处教堂，静海全县被义和团占领。
6月14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同日，天津拳民焚烧鼓楼东仓门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烧鼓楼西 的伦敦会教堂。
6月15日，义和团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又“焚烧绒线胡同教堂”。同日，天津的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拆毁东门外天后宫北教堂，砸毁藏有教民的粬店街怀庆会馆；拳民又与防卫紫竹林租界的外国士兵发生战斗，死伤四百人。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商铺因老德记洋货铺及屈臣氏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 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同日，天津数百名义和团展开了第二次进攻紫竹林租界的行动，但被一阵齐射挡了回去。
6月22日，清廷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并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