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戊戌年）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慈禧太后默许、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后期改革过于激烈，因而传出有维新派建议将慈禧太后囚禁、暗杀等传闻，惹怒慈禧，加上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当权势力担心变法中的“合邦”计划最终会导致中国被日本和英国瓜分，步朝鲜乙未事变的后尘，因而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陆续被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慈禧重新当政，引发了民间舆论支持孙文、黄兴等更为激烈的革命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朝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迫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同治年间（1861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产技术。全国各地先后引入了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及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海军──北洋水师。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因此割让了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三仟万两银即二亿三仟万两白银。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地改变清朝落后的境况。于是涌现出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变法维新的要求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汉代举孝廉乘公家马车赴京接受考核之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俗称为公车，故此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酝酿
1897年底，发生山东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多番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为非四品官，无权力上书皇上。1月29日，康有为的奏折首次转呈光绪，光绪命令允许康有为随时上书。于同日，康有为第6次上书。2月，康有为第7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之后每日阅读，并将康有为的著作呈览给慈禧。康有为的书加强了光绪帝对改革的决心。
5月29日，恭亲王奕?去世，死前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他逝世两日后，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呈上奏折，请求明定国是。6月6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嗣同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然而康、谭其实并不懂国家之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在康有为进呈给光绪帝的著作之一《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举了库页岛（日本人称桦太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然而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卖地”，而是日俄两国的一次边界勘定。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处理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为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亿）”（实际上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批评者指出，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