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事件，是国民党“清党”第一期中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共产党称此事件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右派党员，在上海青帮的帮助下，大规模逮捕、处决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取缔苏联顾问。
背景
1925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等人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容共。大量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如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等，协助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孙中山在广州市长洲岛成立黄埔军校，准备北伐。
西山会议
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汪精卫掌握政权，蒋中正则掌握军权。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通过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并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是为西山会议派。
会后，此派人士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反共，反对汪精卫的“联共”，长期与支持“联俄容共”的以廖仲恺、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不合。
苏共影响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顾问鲍罗廷影响下，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在国民革命军中发表北伐必败论，并于广州市区散发传单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会议讨论北伐统一问题，并通过反对北伐的重大决议。
1926年春，苏联领袖加米涅夫、共产国际领袖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组成新反对派，向托洛茨基倾斜，双方组成反对同盟（联合反对派），共同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在争论中，中国北伐成为争论热点。斯大林忽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选择一条较实际政策。他告诉中国共产党停止煽动下层群众，遵守国民党命令。与列宁一样，斯大林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在中国可以打败西方帝国主义并完成革命。而托洛茨基则想让中国共产党继续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反对国民党。在北伐中，斯大林资助国民党。在秘密谈话中，斯大林反驳托派批评，认为蒋介石右翼代表是中国唯一可以击败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仅如此，富有商人还可以资助蒋介石，因此可以像柠檬一样在被榨干用处之前利用他的军队。
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蒋介石武力平息中山舰事件，和鲍罗廷及中国共产党间产生龃龉，国共关系陷入危机。陈独秀、鲍罗廷对国民党右派妥协。5月15日至5月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中国共产党。主要内容有：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
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
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
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
北伐期间
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9月7日，北伐军攻占汉口，11月8日攻占南昌，蒋到南昌指挥进攻孙传芳。11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则极力主张迁都他控制的南昌。11月2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布哈林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暴力夺取土地所有者土地方面不够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支持民族革命同时，着手解决农民觊觎地主土地问题。会后便采取所谓土地革命与国民革命上的双重支持策略。12月9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一个月后，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中央党部驻南昌。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1927年2月21日，国民党武汉中央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2月26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要求苏俄第三国际撤回鲍罗廷。蒋手下少壮派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之条件。其中关键之处，是取得北伐军所过法理上之党政大权。随着南昌会议召开，原本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江西占优势的国民党部相继被捣毁。3月6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杀。随着蒋军向北向东推进，这股夺权风潮由江西、安徽、福建、浙江，迅速扩展，陆续在九江、安庆、宁波和南京捣毁国民党左派报社、工人总工会与国民党左派领导党部，枪杀、逮捕中国共产党员与抗议游行之工人群众。
1927年3月10日至3月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80名中，中国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国民党左派亦占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中国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全权把持。 会议增设劳工部、农政部，中国共产党员苏兆征任劳工部部长、谭平山任农政部部长、林伯渠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另组成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向忠发、刘少奇、李立三为首组织武装卫队，动私刑杀害他们判定之工贼。斯大林派罗易到武汉协助鲍罗廷，组织农工阶层展开土地革命，农民协会、土地委员会成为有武装权力的组织。
在武汉，鲍罗廷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介石北伐途中剥夺蒋的主席职务，将其降为普通委员。。全会结束后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江右军总指挥程潜执行，但程潜没有执行。蒋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面对亲苏势力倒蒋，蒋决计和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与刚回国的汪精卫商讨发动清党，驱逐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决裂。汪精卫提出避免过激解决办法，建议蒋亲自去武汉说服中国共产党，把国民政府和党部迁到南京。
争夺上海
192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上海工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第一次武装暴动”失败。1927年起，在苏联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持续排外，上海财阀虞洽卿和钱永铭到南昌亲访蒋，答应为蒋筹集军费，条件是要求蒋“维持上海现状，反对赤化”。 2月19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占领杭州。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第二次武装暴动”，再次失败。 3月20日晚，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入龙华，包围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国民党钮永建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等领导下，发起“第三次武装暴动”，占领租界外的上海市区，建立一支工人纠察队2,700人。3月22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北伐军先后克复上海、南京。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中路军攻下南京。国民革命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等部杀害、掠夺外侨。英、美、日领事分别报告，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蒋下令追查负责任者。英美军舰以此为由炮击南京，遂形成国际冲突，是为“南京事件”。入南京部队与英国人发生冲突，英舰炮击南京，蒋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解决。 3月25日，白崇禧说：“工人一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3月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在上海提出护党救国案。3月29日，中国共产党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
4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烈钧等）举发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决议非常紧急处置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在上海清党。
国民党右派，如蒋等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势力日益膨胀，“党中有党”，如不早日剪除，今后会更难控制。”另外，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方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无端杀害其所谓阶级敌人，并剥夺其合法财产”，也被视为清党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 。
在国民革命军北上过程中，长江流域约有上千名传教士逃离驻地，前往上海避难。1927年初，汉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受到冲击并被国民政府收回，于是，上海2个租界当局采取空前行动，以确保租界安全。
经过
1927年3月6日蒋命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26日蒋到达上海。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中国共产党企图夺取革命政权，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清党委员会”，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
4月1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向汪投诉中国共产党问题。汪精卫又与陈独秀会晤，陈书面答复汪精卫，并要求他签字，于4月5日以《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在报上发表，强调国共团结。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则命蒋介石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发表外交意见，改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解除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武汉政府下令，突免蒋公职。4月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赴武汉。
4月5日，蒋让使青帮、洪门大佬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出面，组织右派团体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上海总工会。同时，蒋于4月6日派军乐队把亲题“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以起到麻痹作用。[来源请求]
另一个造成紧张的要因，是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路线为：“有土皆豪，凡绅必劣”。蒋张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为代表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4月6日，得到公使团同意，张作霖在北京军警搜查了苏俄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藏身其内多时的58名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发现了莫斯科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当时尚是革命政府顾问的鲍罗廷，指示不能让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苏联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牵制帝国主义国家，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攻打苏联。还清查出苏联企图赤化中国之千余文件，查获并向外界公开了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详载苏联涉入中共之地下渗透活动，“及近来之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苏联全面指挥取代中国政府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工具。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
4月9日，蒋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歧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同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辉、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容共”。4月11日，蒋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晚，杜月笙以中华共进会、上海工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中共领导人、青帮成员汪寿华赴晚宴，汪一入杜宅，即被打昏后运往郊外枫林桥活埋。[来源请求]根据陈立夫说法，国民党并没有和青帮正式订下合作计划，但是“策划、执行清党的一个主要人物是杨虎；他是青帮领袖”。杨虎“把我们的建议传递给杜月笙……青帮就采取行动”。
4月12日凌晨， 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受蒋指挥的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帮派分子，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上海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冲出。[来源请求]从1时到5时，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攻击。之后，蒋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工人内讧”为理由，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没收三千支步枪。”蒋解散上海总工会等组织，彻底清除中国共产党份子。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各级政府、公家机构及军队中处决或禁锢，死亡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上海各区工人分别召开了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会后游行示威，闸北区数万徒手工人行至潮州会馆总工会会所时，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并立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总同盟罢工。[来源请求]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约有10万多工人、学生去周风岐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当请愿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用机枪猛烈扫射，当场被枪击而死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无数，被捕200余人。当日有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同时，在上海南市游行的工人也遭到军队的枪击，死伤数人。接着，蒋下令解散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共产党组织，搜捕中国共产党员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至4月15日，上海死亡300余人，被拘捕的共产党人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七月，上海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负责人陈延年、赵世炎等遇害。[来源请求]
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议决定“清共”。
4月15日，广州四一五事件发生，广州全城搜捕，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马日事变）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
4月17日，蒋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亲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
4月18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蒋发表告民众书。蒋等宣布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和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是为“宁汉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也进行清党，大量处决国民党右派人士，在武汉联合发动讨蒋。[来源请求]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广东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认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来源请求]
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4月28日，张作霖在北京把二十名逮到的中国共产党员，因有事实证据联合苏联密谋颠覆中国政府，执行绞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钊”。
5月，蒋组织清党委员会，全国各省厉行清党。5月21日，湖南的武汉国民政府属下一些反共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中国共产党掌控武汉国民政府，并处决所谓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15日，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并全面控制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合谋武力夺取武汉国民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中国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
汪精卫在得知苏联与中共合作夺取政权的计划后，武汉也宣布进行和平分共取缔中国共产党及苏联顾问，但仍坚持要蒋下野。8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南昌起义”（国民政府称为南昌暴动）进行全面摊牌。自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不久汪精卫又鼓励唐生智与张发奎分别于10月爆发宁汉战争、11月爆发广州张黄事变，但南京国民政府皆获得战争之胜利，迫使唐生智、张发奎等出国流亡。
影响
蒋介石因此事被国民党内右派多数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延缓了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国民革命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权力，完成北伐。开启了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统治生涯，直到1949年在国共内战失败后离开大陆。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组织发展影响深远。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一说65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使得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国民党党员的减少一方面是由于4月17日，当时尚支持联俄容共政策的汪精卫国民党中央宣布撤销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开除党籍。4月18日，蒋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组织政府，发表《告民众书》。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粤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形成“宁汉对立”。412之前国民党有120万党员，清党以后1928年5月在册党员只有23万。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众多国民党普通党员慑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裂，从而自行退党所造成。
四一二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发展严重受挫。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失败。四一二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陈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暴力夺取中国政权之路，中国共产党联合少数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中国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暴力革命，直到完全夺取中国政权。因此，四一二事件也或被认为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失败之起点。
因苏俄驻华使领馆掩护及扶持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国民政府于1927年12月14日宣布与苏俄断交。